2005年５月27日，桐树垭的清晨风有些凉。走过一池睡莲，一个红砖小院，院墙低矮，当庭两棵枝繁叶茂的香樟树，花坛里栽种着一些不知名的花儿，高矮杂然。 
　　65岁的郑琦站在门口迎接我们，与我们一一握手。他似乎还不习惯与人握手，满脸涨红，拘束地搓着手招呼我们进屋。他的脸上除了慈祥，再也找不出别的。我们试着从他那双和年龄极不相符的年轻的眸子中，阅读这个退休教师的故事。 
　　1958年，郑琦从当阳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做小学教员的母亲送给即将走上三尺讲台的儿子八个字：“德高为师，身正为范。” 
　　正如那个年代所有的有志青年一样，这个和雷锋同龄的年轻人主动提出，要到最艰苦的边远山区任教。18岁的他来到了当阳最偏远的陈垸乡王家（土加旁）小学。在这个连公路都不通的地方，郑琦开始了他一生的事业。 
　　1963年春，郑琦调到当阳漳河小学。有一天，附近的几个孩子跑到学校的菜地揪蚕豆叶，校长赶来“抓贼”时发现菜地旁站着学校的一名少先队大队委员。校长激怒了，认为这名学生见到有人损坏公家财物没有制止，应当给予记大过处分。在那个年代，记大过将是伴随一生的“污点”。 
　　郑琦当时是少先队辅导员、校务委员会成员，他当即表示反对：“孩子还小，有错可以批评教育，这么处分太重了！”校长不能容忍郑琦的顶撞。1964年11月，学校以“抗拒学校领导”为名，开除了郑琦的公职，他回家当了农民。 
　　这一走就是15年。14岁到39岁，人生中最黄金的时间里，郑琦没能从事他最钟情的教师职业。有人说他“不值”，郑琦却说：“我耽误的虽然有十几年，但学校的一个错误决定，会影响那个孩子一辈子。” 
　　1979年9月，历经坎坷，郑琦被落实政策重上讲堂，到烟集小学任教，一年后调到井岗小学。年过40的郑琦被任命负责学校少先队工作。他组织学生开展夏令营、文艺活动和兴趣小组活动，培养学生的个性特长，寓教于乐。他组建了“红领巾义务投递站”，几年间，“乡间小鸿雁”为乡亲们投递报刊信件２万多件；看到农村孩子没有什么课外活动，放学就等于“放羊”，他先后建起９个校外“少年之家”，组织少先队员开展丰富多彩的创造性活动，井岗小学少先队被中国儿童报授予“勤巧小队”荣誉称号。 
　　1984年，郑琦被团中央、教育部评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他光荣地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少代会。在这次会上，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报告讲到“红领巾事业是太阳底下最美丽的事业”，郑琦听后激动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抱定了终生献身于红领巾事业的决心。” 
　　1999年秋，郑琦离退休只剩１年时间。女儿、儿子都劝他和老伴到城里住，照顾着方便些。郑琦不愿去，他动员老伴和他一块留在农村：“住楼房，像是关在鸟笼子里，不舒服；大家生活、观念都不一样，万一婆媳关系处不好，倒不合适！” 
　　老伴知道丈夫打的什么主意，她知道，丈夫这一辈子就喜欢做孩子们的工作，他离不开孩子们，他想把耽误的15年在退休后找补回来。 
　　郑琦有个“大胆”的想法：建一个像城里那样的活动中心。 
　　为了实现这个梦，郑琦卖掉旧居，在距三国古战场——长坂坡不到５公里的地方，买下了桐树垭村水牛山下的一栋“连三间”农舍。郑琦和老伴着手对房子进行装修改造，几个过去的学生也赶过来帮忙。 
　　老两口起早贪黑，一锄头一锄头地挖，一锹一锹地铲，一车一车地推，几天下来，手上磨得都是血泡。不过，成绩也是显著的：一共搬走了100多方土石，平整了800多平方米的场地。他从儿子车上锯下一块铁板，从废品回收公司买回两段钢管，焊成一个跷跷板；老两口还请来瓦匠砌了个水泥乒乓球台；选那较粗的树枝丫上装了一副吊环和秋千；建起了藏书3000多册的图书室。 
　　2000年10月，郑琦的“井岗小学校外辅导站”挂牌成立了。从此，那些双休日、节假日呆在家里的孩子们，那些家长因为工作忙无暇顾及的孩子们，都慢慢被吸引来了。他们在这里荡秋千、打球、下棋，在这里看书读报、学文化，在这里练书法、学画画、唱歌跳舞、种花植树。 
　　几年后，校外辅导站扩展成了活动中心。为建这个活动中心，郑琦先后投入了5.6万元，花光了自己全部积蓄的郑琦，至今还有近万元借款没有还清。 
　　“搞这些没有报酬的，”郑琦说，“我退休后有工资，一个月1200多元，在农村算不错了。什么都不做，白拿这么多钱，我心里不安。” 
　　采访郑琦时，记者见到了1987年６月11日出版的《宜昌报》。纸张泛黄的旧报纸醒目地刊登着一篇通讯《孩子王——记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郑琦》，那一年，郑琦４７岁；１８年后，６５岁的退休教师郑琦还是一个“孩子王”。

来源：中国糖酒网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