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个完人，但一直都在努力。”胡建华这样评价自己。在他看来，临武鸭产业一步一步摸索前行的过程，其实也是舜华鸭业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更是自己成长必不可少的人生历程。 
    据了解，1998年，县办临武鸭业公司（舜华鸭业前身）实行的是典型的“公司+农户”模式，即：农户家庭分工生产农副产品，公司专事农副产品的加工和销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由口头约定或合同约定界定。
    这种产业化组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小农户”与“大市场”间的矛盾，也给双方带来了一定的效益。然而，口头或合同约定的缺陷暴露无遗，短期行为，机会主义，产品质量得不到保障等等矛盾层出不穷。
    1999年10月，重新组建舜华鸭业后，胡建文提出走“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模式。即：由公司开发基地，统一提供鸭苗、防疫，鸭农参与到基地生产中去，并以基地为“轴心”，再连接众多农户的松散组织，进而形成公司连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化组织。 
    这样一来，破除了“公司+农户”的弊端，有利于临武鸭品种纯正，有利于形成规模经营，有利于原料的及时供应，有利于鸭子的防疫抗病，保障了产品质量。然而，这种模式运行不到两年时间，问题又出来了。 
    公司与基地、农户三者在理论上是严密的，但在实践中还是较松散的组织，并未真正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利益共同体。据舜华鸭业总经理助理王志彪说，首先，农户组织化程度还是不高，少数农民短视，基地不足以形成制约。 
    其次，农户是独立个体，现实利益太强，不便于防疫管理，尤其一旦发现死鸭，随意丢弃，极易发生大规模传染。同时，“一家一户一口塘”连起来形成的基地，在养殖过程中遇到了基本农田受保护的新问题，规模难以发展。 
    于是，从2003年开始，胡建文又提出“公司+协会+农场”的新模式。其运作方式是，首先由公司根据市场需求预测，通过合同与协会或农场约定本年度生产的数量、产品品质和技术指标，协会会同公司再把生产任务分解到各个农场。 
    按照胡建文的意思，这种模式引入协会和农场，可以使大家各司其职。公司全心全意生产经营；协会负责提供信息、调剂资金、协调生产、帮助交易谈判等；而农场则由农户自愿组成，年出栏5万羽以上的，公司还给予8000鸭苗和5000元的奖励（10万羽以上奖励8000元）。 
    这种模式也便于推行公司的“三统一”（统一供种鸭苗统一调配饲料统一免费提供防疫服务）政策。而从实践看，公司鼓励、支持和帮助养鸭大户利用闲置的山塘水库办农场，由分散的小规模经营逐渐转向农场规模化养殖，通过协会将农户拧成一股绳，减少了利益主体，大大提高了效率。同时，一不占用农田，二使闲置的水库得到利用，三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各方的利益也紧紧相连。 
    在临武鸭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2004年，为进一步做大做强鸭产业，临武县委、县政府专门出台了文件，并由财政出资10万元，与舜华鸭业出资的20万元、养殖户每羽鸭上缴的0.05元一起建立了风险保障机制。在具体扶持政策中，还要求信用社给予养一羽鸭贷款5元，要求舜华鸭业同时赊饲料款4元。

来源：中国糖酒网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