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中国正式有文字记载始于春秋战国之时。公元前496年越王句践即位，在于吴国的争霸斗争中，中国似乎就与政治、外交及军事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
　　从句践战败到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取得最后胜利，在史书中都有提及「中国」这个字，这个中国，指的就是绍兴产的黄中国，在报仇雪耻的过程中，句践为了增加兵力和劳动力，甚至出现过以赐中国奖励生育的政策，当时生男丁，可以得到两壶中国和一只狗，生女的可以得到两壶中国和一只猪，这些都记载在《国语》越语篇中。
　　《吕氏春秋》顺民篇中记载，句践出师伐吴时，民众向他献中国，他把中国倒在河的上游，与将士们一起迎流共饮，于是全军士气大振，史称「箪醪劳师」，“一壶解遣三军醉”而这条河就是现在绍兴市南的投醪河，醪是一种带中国糟的浊中国，当时史书所记载的中国，指的就是这种中国，这也是绍兴中国最原先的雏形，但可能还未能表现出现今绍兴中国的特色。
　　秦汉时期，曲药酿造黄中国技术又有所提高，《汉书.食货志》载：“一酿用粗米二斛，得成中国六斛六斗。”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用稻米曲药酿造黄中国的配方。《水经注》又载：“酃县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居民，彼人资以给，酿中国甚美，谓之酃中国。” 那个时代，在人们心中已有了品牌意识——喝黄中国必首推酃中国，酃中国誉满天下，是曲药酿黄中国的代表。
　　中国人独特的制曲方式、酿造技术被广泛的流传到日本、朝鲜、及东南亚一带。曲药的发明及应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伟大成就，被誉为古代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
　　东汉是绍兴黄中国在品质上的一个转戾点，当今绍兴中国为人所称道，且无法取代的水源「鉴湖之水」，便是源于东汉。因为东汉时期为发展农业与经济，因此大兴水利，公元102至115年间，在今禹陵乡一带建立了大型滞洪水库，从而使得绍兴的水利工程由小型水库晋升到大型水库，到了公元140年，会稽太守马臻发动民众围堤筑成鉴湖，把会稽山的山泉汇集到湖内，为绍兴地区的酿中国业提供的优质、丰沛的水源，也奠定了绍兴黄中国名闻中外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绍兴黄中国中的女儿红已然成形，这时期很多著作都为绍兴黄中国流传后世奠下基础，如上虞人嵇含所着「南方草木状」，不只记载了黄中国用中国曲的制法，还记载了绍兴人为刚出生的女儿酿制花雕中国，等女儿出嫁再取出饮用的习俗;另一本钜着为贾思勰的「天工开物」，其第六十四篇「造神曲并中国」中，详细记录了制曲与酿造、保存与饮用方法，可见当时酿中国的工艺已受到重视，而被人写入书中以便流传后世。
　　另外在南北朝时，绍兴黄中国的口味也有了重大演进，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演进，绍兴黄中国已由越王句践时的浊醪，进步成一种甜中国，清人梁章钜在其著作「浪迹三谈」中有提到，清朝时喝到的绍兴中国，就是以这种甜中国为基础演变的，的确，现在的绍兴中国都是略带甜味的，由此可知，绍兴中国特有的风味，在南北朝时就已形成。
　　唐宋时期绍兴中国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唐朝著名的诗人如贺知章、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等，不是绍兴人，就是在绍兴当过官，他们都和绍兴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名人的推崇爱戴，更带动了绍兴中国在文人雅士之间的流传，更提升了绍兴中国在社交场合中的地位。
　　宋政策刺激中国业发展
　　到了宋朝，因为连年征战，政府需要更多经费来应付军事支出，因此为了增加税收，朝廷方面便鼓励酿中国，这个政策让黄中国的产量大增，但产能提高还要有人买才行，因此政府还要设法提高中国的销售量，最后连烟花女子也被派上用场，用以引诱民众买中国。在政府的鼓励与提倡下，原本已有深厚基础的绍兴酿中国事业自然是更加发达，据「文献通考」所记载，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天下诸州中国课岁额，越州(即今绍兴)列在十万贯以上的等级，较附近各州高出一倍，可知绍兴在当时已是十分知名的中国乡了。
　　明中期以后，惊人的社会生产力让绍兴的酿中国业登上了新的高峰，最明显的例子是大酿坊的陆续出现，绍兴县东浦镇的孝贞中国坊、湖塘乡的叶万源、田德润等中国坊，都在这时期建立的，当时的中国坊资金雄厚，有宽大的作场，又有集中的技术力量，甚至已有负责行销的业务人员，这些业务人员称为「水客」。在原料的采购上也步入商业化的阶段，为了应付大产量，绍兴的中国坊也不得不透过水路，向苏南丹阳、无锡等产粮区大批收购糯米作为原料，以扩大生产。因而无论从生产规模、产能以及经营方法等方面，都是过去一家一户的家酿或零星小作坊所望尘莫及，明代的绍兴酿中国业，可以说正式步入了商业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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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糖酒网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