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见识波尔多葡萄酒的国人，或许当数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副总办斌椿率领的游历泰西使团(中国人出使欧洲，斌椿自称“中土西来人”)。据随行做翻译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记载，使团于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从里昂抵达巴黎，下榻于一家名叫“阁朗达”的旅店，张德彝描述旅店的饮食时，提到“其色或黄或红、或紫或白;味或苦或甘、或酸或辣不等”的数种洋酒，其中的“波兜”或许就是指波尔多葡萄酒。同治九年，张德彝又随兵部左侍郎崇厚为“天津教案”专赴法国道歉，但不巧赶上“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使团便先辗转波尔多。 众所周知，土质和气候是决定葡萄酒品质的根本因素，在张德彝的《三述奇》中可以看到，他显然已经敏感地注意到波尔多的气候有些特别，比如在同治九年十二月的日记中，二十日“天时暖而多雨，入夜微凉”，二十三日“早见露结为霜，水始成冰。巳初，暖则皆化”，二十四日“终日阴晴风雨不定”……张德彝这次对波尔多市的译名采用了徐继畲的“波耳多”，但喝到波尔多葡萄酒时，他又译为“柏都”，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一日的日记写到旅店对门的当地人郎柏尔请他们小酌时，“酒则舍利、高酿、醁芝、柏都等”。—“舍利”应是“Sherry”(雪利酒)，“高酿”应是“Cognac”(干邑)，“柏都”应是“Bordeaux”(波尔多)。 光绪五年，又有两位中国人游历波尔多，即驻法公参赞黎庶昌和法文翻译马建忠。据黎庶昌在《西洋游记》描述，他们于光绪五年七月初十下午六点钟抵达波尔多—他把波尔多又译为“包尔兜”，文中写道：“法国大之码头，东南数马赛，西数包尔兜。所产葡萄红酒极有名，为法国税项巨款之一。”有趣的是，黎庶昌和马建忠下榻的旅店，正是张德彝他们当年住过的“诺得尔佛朗腮”(法兰西酒店)，而且“其主人犹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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